林妹老師昭和15年（1940）畢業於臺北州立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今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中），後進入國民學校擔任教員心得（代用教師），教授音樂。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經由媒妁之言與先生締結良緣，辭去教職在家相夫教子，接受蔡元隆訪談時，她笑稱在國民學校那五年的教書生涯，是她最懷念的日子之一。

本文選錄自蔡元隆《臺灣教育史的深描與跨域視角：多元詮釋與歷史探究》，以口述訪談為主軸，帶領讀者重回林妹老師的教學現場。（圖文經過編輯並增訂小標，如想了解作者完整論述，歡迎參考原書。）

我是音樂老師，我昭和15年第一年教書時是日本時代的後期，課本內有出現過《愛國行進曲》、《海行兮》等愛國歌曲，很多歌詞內容很不合理、很違背人性，講白的就是洗腦。（1080202訪談）

改為國民學校後，「唱歌」的科目被改為「藝能科」，且在尊崇「修鍊皇民之道」的目標下，臺灣總督府出版的多種唱歌本，出現更多有關戰爭、歌頌軍人、宣揚國威等歌曲。很多歌詞描述，我不是很認同，甚至覺得不倫不類，完全是以洗腦民眾為導向，我都會反省，不會照本宣科教給學生。（1080202訪談）

我不知道，我的雞婆（批評或批判），會不會影響囝仔，但如果我不做，我會對不起自己。（1080202訪談）

阿爸說，查某囡仔也可以是讀書人，要關心國家、社會及教育，所以我有聽進去。（1080503訪談）

「唱歌」是音樂教育的要領，更是最自然的音樂表現方式。戰爭末期霸權的國家機器技巧性地將軍歌導入初等學校的音樂課程，而這也使音樂的本質變樣，成為一種符應軍國主義的洗腦工具，更開啟學校中開始教唱軍歌的現象，導致軍國主義席捲整個校園（蔡元隆等，2013）。而擁有高度覺察力的林妹老師也在她教導的唱歌內容中做了些許的教學轉化──「價值澄清」，林妹老師回憶指出：

課本《愛國進行曲》中歌詞：「效忠一脈相承的天皇，凡我臣民皆有追隨皇威之大使命」。這很明顯是軍國主義、洗腦教育。所以只要校長一離開，我就開始向囝仔說，其實這些愛國歌詞都是不對的，你們只需對自己負責，沒有人可以要求你為他犧牲，活著就是一種幸福。（1080202訪談）

林妹老師透過歌詞價值澄清的解釋方式進行轉化，並將內在實務知識轉化成與外界互動及實務實踐的心智思考，無疑都是踐行「價值澄清」的真諦。因為價值澄清可以幫助學生滿足其發現我們社會環境意義與秩序的需要（Curwin & Curwin, 1974），同時價值澄清法強調價值教學為首務，以形塑一個不受干擾和反對的氣氛下，讓學生表達自己的觀念與情感的情境（吳明清，1978）。在林妹老師對課本中的歌詞反思並提出澄清的脈絡下，囝仔們也紛紛有了回饋與反應，林妹老師接著說：

有一次，囝仔們就問我：「老師，歌曲裡一直鼓勵我們上戰場打仗、報效國家，但是我家裡還有家人、小黑（囝仔養的狗），可以不要去打仗嗎？為什麼我們要聽話為日本人打仗？我又不是日本人。」其實我聽到這些發問時，我心裡是欣慰與振奮的。（1080202訪談）

教師根據個別兒童的所作所為、所說所感，加以適時、適地、適人的回應，期能引發其動機，刺激其思想，在不知不覺中對自己所做的抉擇，所完成的事功，以及所重視的事物等，做一番慎思明辨的內省功夫，藉以澄清其價值觀念（邱連煌，1978）。在時代的巨輪中，潛移默化的「皇民赤子」思想在經過國家機器的加工後，也讓臺灣子民在「國家」巨大的身影底下，背負著無從逃脫被擺弄的非自主命運，在「自我認同」上產生了極大的困惑，在日本宣稱的「聖戰」中，臺灣子民竟是為誰而戰？囝仔無從得知，但小小的頭腦在林妹老師的引導下，自主思考的行為已經慢慢開始發酵。

林妹老師說：

我通常教三、四年級的音樂課，孩子們會跟我討論歌詞的意涵，哼唱過程中我也會透過生活的例子讓他們連接知識學習，而對於不正當的觀念（軍國主義），我會向他們曉以大義，並鼓勵他們發問與反省，甚至質疑，而不被蒙蔽。（1080202訪談）

教室內「合法知識」的代理人是教師（洪振華，2012），而教師的教學是知識生產過程中的時間控制，所以教學是解救兒童的治理實踐（Popkewitz, 1998）。林妹老師對教學實踐行動的理由、價值及成效的深層批判反省也再次表露無遺。緊接著，林妹老師又說：「歌詞的解釋過程，我會與囝仔互相討論」（1080202訪談）。因為她認為：

教學過程中應該停下來與學生互相反省教科書的知識從何而來？哪些知識為何需要學，學了之後它們如何在社會中被使用？課程內容對或不對，心裡都要有一把尺，這都是被殖民下的囝仔所要覺醒的，而非盲從。（1080503訪談）

音樂不僅能陶冶性情，更能成為一種潛移默化的思想傳遞工具，甚至在某種情境下，成為意識形態塑造與政治宣傳的手段。在日治時期的臺灣，唱歌教育不僅限於學校課堂，更被廣泛運用於遊藝會、唱遊課、校外集會、軍事動員及各種公共場合。表面上，音樂課程似乎只是單純的文化或藝術教育，然而從更深層的角度來看，它其實隱含著殖民政權對臺灣學童的思想控制與價值塑造。

早期的唱歌教育強調唱歌科與國語科的結合，目標在於讓學生透過音樂更快學習日語，而在日治後期，音樂教育則逐漸與軍事意識形態掛鉤，學生透過反覆唱頌戰爭歌曲與皇民化歌曲，在群眾氛圍與音樂情境的感染下，無形中接受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價值觀。這樣的教育模式，使音樂成為殖民地學生日常生活中極為重要的精神動員工具，不僅影響了學生的語言能力，也塑造了他們對於國家、民族與忠誠的概念。

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林妹老師的教學經驗與課程意識，正好成為理解殖民體制內部知識份子如何進行「隱性抗議」（hidden protest）的重要案例。雖然她任教的時間僅有五年，但從她對於唱歌課的教授心態與教學策略來看，可以發現她的教育理念並非單純順應殖民政府的政策，而是帶有反省意識與教學轉化的批判性實踐。她的成長背景、家庭教育、以及個人受日本學校教育的影響，使她在課堂上展現出高度的課程意識，不僅能夠察覺殖民教育的問題，還能夠在一定範圍內進行知識的轉化與價值的重塑。

林妹老師所展現的，不只是「教師」的職責，而是「具有能動性、批判性與轉化力的知識份子」，透過自己的教育實踐，在殖民教育體制內部進行了細膩而有效的知識抵抗。

日本時代，臺籍教師如何堅持信念、在教室裡默默播下自由與覺醒的種子？

本書結合教育理論與口訪等多元史料，從嘉義中學校、嘉義農林學校、嘉義縣大崙國小，看教育如何深入地方記憶，成為「地方的公學校」。透過訪談帶領讀者重回臺籍教師劉煥文、林妹等人的教學現場，探討當時的基層教師如何落實教育信念與課程意識。 

作者 / 蔡元隆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育理論組）博士。現為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博士後研究員、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臺灣教育史、批判教育學、課程社會學、教育社會學、教育心理學、質性研究、地方創生、大學社會責任、SDGs相關議題應用。

與黃雅芳合著有：《讀冊真趣味──從懷舊老物件看日治時期台灣教育》、《走出閨房上學校──日治時期臺灣雲嘉地區的女子教育與社會事業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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