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軌行動
一九九三年春的一個夜晚，電話鈴聲響起，張元同往常一樣，躥起來搶在我前面抓起話筒。看著張元用肩膀和腦袋夾住話筒，說笑著隨便拉過旁邊椅子坐下，擺出長聊的架勢，我就知道，來電話的肯定是好友吳文光。正是這個電話，拉開了這場戲的序幕。
電話中的吳文光沉浸在激動和興奮中。他說他終於見到了作家劉震雲。劉震雲剛從國外回來，正籌劃把自己的小說〈一地雞毛〉拍成電視劇。
張元問道：「他小說改編電影的版權不是被張藝謀買去了嗎？」
吳文光：「只買了兩年，馬上就要到期。」
張元立即表示，希望吳文光給他引見劉震雲。
其實在此之前，張元和我就都很喜歡劉震雲的小說。他和我們是同代人，他在小說〈一地雞毛〉中所抒發的情緒，我們有同感。他所塑造的「小林」這個人物，從大學到職場，一直到入世的心理轉變過程，是我們這代人人生經歷和心路歷程的真實寫照。一九九一年小說一問世，立即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被稱為中國新寫實小說的開山之作。
〈一地雞毛〉與劉震雲一九八八年發表的另一篇小說〈單位〉，共同塑造了一個貫穿性的人物小林，寫他年輕有個性，大學畢業後走上社會，最終融入社會。前者寫他在每天的家庭生活中，要不斷處理各種瑣事：住房、保姆、老婆換單位、孩子入幼稚園，甚至買豆腐。每件事情都不是性命攸關的大事，可每件事情處理起來都格外頭疼。在這種消磨中，小林大學時的理想漸漸遺失了。後者則寫小林在他單位裡，從一開始對各局長之間、辦公室裡同事之間為爭官、提職稱的爾虞我詐不屑一顧，自視清高；到最後為家庭、住房和生存，不得不加入其中，而且做得比其他人更世故圓滑。小林在這種人事爭鬥中，大學時的個性磨損了。小林家的事情多如雞毛，總是不斷處理，不斷湧現。小林單位的人事糾紛雜亂無章，明爭暗鬥，各有苦衷。在處理這一系列問題的過程中，小林終於學會了該怎樣生活。他適應了這個社會。
劉震雲的小說一發表，便被很多電影導演看好。可是，它改編電影的命運似乎格外曲折。首先是新銳導演黃建新買去了電影改編權。黃建新已經拍攝過幾部很成功的新寫實影片，與劉震雲小說的風格比較貼近。可就在他準備開拍之際，如日中天的著名導演張藝謀相中了這部小說，一天幾個電話打給劉震雲，硬從黃建新手中拿走了改編權。然而，張藝謀自己都沒料到，在他把劇組拉到拍攝現場，準備開機之時，突然移情別戀，轉向了其他小說。此後，不光黃建新，還有不少導演依舊希望改編這部小說，包括我身邊的兩位：一位是我丈夫，獨立導演張元；另一位是我妹妹，北京電影製片廠導演寧瀛。他們兩個都不約而同對這部小說興趣濃厚。可聽說小說電影版權已被買走，只好作罷。
那時，張元和吳文光幾乎是天天通電話。他倆有個共同愛好：飯桌上會朋友。兩人都是味道濃厚的烹調技藝高手，自然，事情的發展要和吃有關。幾天之後，一桌吳文光親自掌杓的豐盛飯菜擺在他家的餐桌上。
那天被吳文光邀請到他家做客的，除了張元和我，還有獨立戲劇導演牟森。大家都早早來到吳家，在那六平方公尺的小門廳裡擺好桌椅，等待著劉震雲的出現。吳文光邊忙著廚房爐上的菜，邊不時地倚靠到門框上，對客廳中的我們詳盡描述著認識劉震雲的經過。
吳文光從小有作家夢。長大後雖然製作紀錄片出了名，可夢想仍未泯滅。自從讀了〈一地雞毛〉，便非常崇拜劉震雲，很想結識。他到處打聽，得知劉震雲在《農民日報》社工作。恰好這時期吳文光借住在《農民日報》社的宿舍裡，於是他就每天在傳達室取信時多瞄幾眼，希望看到劉震雲的信件；在小賣部採買時溜溜達達，想像能正好意外相遇。過了許久卻不能如願。後來，他終於查到了劉震雲家的門牌和電話號碼，計算出劉震雲家的窗戶應該是正對著他家的廚房。於是，每當他做飯手中清閒時，總要往窗外那個他自認是劉家的窗口望望。可惜劉震雲從未在那裡出現過。吳文光給家鄉好友、詩人于堅寫信，述說了自己等待的心情和焦灼的感覺。于堅來信問他：「你一直說你要做個誠實的人，為什麼這麼虛偽？為什麼不就直接去找他，說我非常喜歡你的小說，非常想見你呢？」於是吳文光直接給劉震雲撥了電話，通報自己的姓名和住址，說希望能見面聊聊。可令他沒想到的是，這個以寫諷刺單位、官場而聞名的作家，聽完他的自我介紹後，開口第一句話就傷了他的心。劉震雲問：「你是哪個單位的？」獨立人吳文光一時很尷尬，掂著話筒，不知如何作答，怎麼劉震雲會問出這種話來呢？不過，劉震雲聽吳文光表達完心願，就滿口答應了，「好好好，找個時間談談。」吳文光知道這是通常的推辭話，以為喪失了見面的希望。靜下心後吳文光想，劉震雲這樣的大作家就應該是這樣回答。他每天不知要接多少這樣的仰慕電話，可能那時他確實沒時間。吳文光的期望之火再次開始燃燒，他癡情地等待著。一天，吳文光覺得實在是等得不耐煩了，就下定了最後一次給劉震雲打電話的決心，撥通對方說，「我去你家也可以，你來我家更歡迎，要立刻。」大有你今天不跟我見面，我就不再等待，死了這個心的意思。結果是劉震雲放下電話就來了，到吳文光家來聊天，兩人聊得很投機。當然，劉震雲說了，他家的窗戶不是正對著吳家的廚房，吳文光算錯了，他家在那隔壁。
我們聽著笑著，坐在吳文光家六平方公尺的門廳，期待著劉震雲出現，等待著見到仰慕的作家。我在劉震雲的小說專集裡見過他的照片，是那種很深沉、很端正的形象，眉間重紋，穿著件老棉襖，加上他那看透人間的寫實小說，我想他肯定是個非常嚴肅的人。
到了約定時間，每當樓道中響起腳步聲，吳文光就要躥出廚房趴門靜聽，一個個都不是。終於，他分辨道：「這個肯定是他。」吳家的門真就被這個聲音敲響了。屋裡人都慌忙站起來迎接。
劉震雲含蓄地笑著，頻頻與被介紹人握手點頭。他五官端正，中等個子，穿身中山裝。服裝顏色、質料和樣式的普通與隨意，讓我想起他小說中的主人公小林──那種不認真工作，很想得開的國家機關小職員。落座後，他隨意地把手中的一條進口香煙放到旁邊雜物堆上，接過吳文光遞上的雲南名煙，就語言風趣地跟大家交談起來，聲音有些緩中帶柔。他說沒想到張元是這麼高的個子。這是許多初次見到張元的人都會說的話。張元長了個娃娃臉，說話過於表情外露，見過他照片的人就覺得他是小個子。可見到真人，不光會驚訝他的大個子，還會驚訝他那一頭被朋友們稱為像火焰一樣的天然雜色沖天鬈髮。
就餐前，吳文光當著劉震雲的面，再次給大家重複講述了認識劉震雲的整個經過。吳文光捋著蓄有一寸多長的山羊鬍子，半睜半閉著雙眼，搖晃著那一旦喜歡就四季不脫的肥大花格線織衣，在大家的起鬨聲中，繪聲繪色地反復述說著戲劇性會面中，那些晦澀的細節。劉震雲在旁邊微笑著，並不反駁。
接下來的飯桌上，劉震雲和張元兩個人，像說互捧臭腳的相聲，一來一往，很是配合。卻不失各自尊嚴。
對於劉震雲來說，張藝謀最終沒拍他的小說，可電影改編權卻被扣住了，他的心情肯定比那些拿不到電影改編權的導演們更沉重。現在張藝謀的電影改編許可權就要到期，可許多電影人還不清楚買小說版權有年限之說，更不知道〈一地雞毛〉只被賣了兩年。所以劉震雲要公開小說現在的自由身，賠出面子親自為自己的「孩子」找婆家，談話的矜持是能讓人理解的。
反過來，作為張元，要自尊就更是明擺的事了。張元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後就獨立拍電影。雖然第一部影片《媽媽》在國際上獲了獎，乘興拍了《北京雜種》，可為這後一部影片參加瑞士盧卡諾影展（Locarno Film Festival，又譯：洛迦諾電影節）的事情，中國電影局給影展發了抗議傳真。雖然他最終還是決定去盧卡諾，可他明白，自己是個小人物，和國家電影局作對沒有好處。他計畫得很好，從盧卡諾影展一回來，就託人去找電影局，爭取緩和矛盾，再拍影片。張元想，只要第三部影片拍個公開發表的小說，通過電影局的審查就肯定不會有問題。現在天上掉下個大餡餅，就砸在自己頭上，真是巴不得的好事情。張元顧慮自己的導演身分尚未被政府承認，還與電影局產生了矛盾，要拍這麼有名的作品，心中滿懷希望，卻擔心自己的處境複雜，不願做出乞求的樣子。
劉震雲說在國外看過張元的影片《媽媽》，很喜歡；張元表明對劉震雲的小說〈一地雞毛〉同樣厚愛。劉震雲隨意地帶出話，現在已經有人願意投資拍電視連續劇了；張元做出朋友式的建議，單獨改編〈一地雞毛〉有些單薄，應和〈單位〉揉在一起，用共同的主人公小林來貫穿。赴宴前，張元重讀了劉震雲的小說集，心裡打過底。劉震雲立即贊成，說自己同樣是這樣想的，並已開始改編，再過一星期就能脫稿。兩人似乎同時猛醒到相見恨晚，英雄所見略同，「何不咱們就聯手做這個事情呢。」張元說了心裡話，「這正是我的願望。可我不願放棄拍電影。拍電影是我的理想。」劉震雲當然願意，當然高興電影、電視一起拍。
屋裡人都興高采烈，吳文光說他沒白忙活一場。
幾天後，劉震雲抱來一大摞手寫的十集電視連續劇劇本，並引薦張元見了投資人高山。高山是個儀表堂堂的瀋陽人，說話聲音不高、速度慢，一句是一句。唯一不能使之稱為「東北大漢」的，是渾身掩飾不住地透著些許文質彬彬。高山和他的妻子，北京廣播學院文藝編輯系畢業的丁小紅，原來都在《農民日報》社工作，是劉震雲的同事。後來高山下海，辭職去天津搞了個專做影視的天津文化發展實業公司。公司掛靠在天津電影製片廠下面，拍過些法制教育片，反響不錯。他們夫婦倆都崇拜劉震雲，喜歡他的小說，年初買賣盈利了，想投資影視片，自然想到劉震雲的小說。
張元見高山時開誠佈公。他說：「我現在的情況你知道嗎？電影局已經下了個文件2，讓大家不要與我合作。」高山穩妥中更透著坦誠，說：「正因為知道，才來找你的。」他可以申請到拍電視劇的所有正常手續，他的影視公司拍過許多法制電視片，和廣電部天津音像公司及天津市委宣傳部都很熟悉。「如果能與你一起聯手拍攝〈一地雞毛〉，那就不僅僅是一部電視連續劇的成功，說不定你張元的導演身分就能得到官方的承認，你就因此進入了中國正常的電影製作軌道。這樣，今後我們還可以有更多更好的合作。」大家商定好，影視套拍，電視劇先在中央電視臺播放，再把電影拿給電影局審查，估計就不會有太多問題。
那時我們真是很天真，不瞭解電影界內部的恩恩怨怨。總以為獨立影人做的影片不被允許，是因為自己努力不夠，或是因為影片的思想內容不易獲通過。
很快，張元與高山和劉震雲簽了合約，一百八十萬資金（人民幣）八集電視劇和一部常規電影套拍。同時計畫決定，張元七月底完成影片《北京雜種》的製作，就開始《一地雞毛》的籌備工作，八月初帶《北京雜種》參加瑞士盧卡諾影展，十三日回京，十五日開機拍攝。張元風風火火地給經常合作的朋友們一個個打去電話：準備開拍新片了！這是一次入軌行動！我們就要進入中國官方電影製作軌道啦！
我問剛簽完合約的張元，是不是一切都考慮周全了？劇本是否要進一步修改？一百八十萬資金是否夠用？「你是否真的做好了準備，就此走入中國電影製作的正常軌道？不是僅憑自己的愛好選擇題材，不獨立製片了？」
張元說：「有現成的資金拍電影，這對我還是第一次，太不易，對我的誘惑太大，實在不願失去這次機會。就是拍到最後資金不夠，那時影片的大部分已經完成，再想別的辦法會容易些。更重要的是，投資人準備在中央電視臺播出這部電視連續劇。如果順利，我就可以進入中國正常的電影體制，走進中國市場，納入中國電影軌道。這是個難得的機會。」
我說：「即便決意入軌，你八月十三日從盧卡諾回來，十五日就開機，都沒有時間認真讀讀劇本，是不是太倉促？小說基礎固然好，可文學劇本和導演工作本還是有一定距離的，開機時間是不是再往後拖拖？」
張元拍著劉震雲手寫的厚厚一摞劇本，誇張地說：「我一看到劉震雲的字體，就知道這是個好劇本。你瞧他這字寫得多好呀。」
我心裡直想笑，因為劉震雲的字體，是典型的只注重內容和速度，未顧及字體本身的觀賞性。可張元誇張個人情感的時候，是不願顧及事實的。我只好提醒張元：「你這樣拍片，就是受雇於高山的影視公司，不再是獨立製作了。你要真的想好，是否現在就進入中國電影的官方製作軌道？入軌以後再拍電影，就要按照電影局的喜好選擇題材，被別人決定，不再能隨心所欲，所有事情都要事先想得全面些。」
張元說：「獨立製作這種形式本身對我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通過什麼方法能使我更有機會去拍電影。」
「只是要拍電影？拍什麼電影都行？」
「當然是拍我想拍的電影。這點是最重要的。」
張元、劉震雲、高山的合作就這樣開始了。當然後來還有了著名的實力派演員陳道明。這是劉震雲一開始就跟高山商量過的，只是當時高山下不了決心。
張元展望著即將開拍的新片，似乎已經邁上了寬闊的官方電影製作軌道。他雄心勃勃地發出豪言：
「我的第一部影片《媽媽》，是拍給我們的父母的；第二部影片《北京雜種》，是拍給朋友們的；將要開始的這第三部影片《一地雞毛》，是拍給中國觀眾的。希望離我最近的中國觀眾能看到我的影片。」
「為過去的歲月驕傲，為過去的傷痛值得！」
1990年，沒有在國家正式工作單位任職的張元，拍出了中國第一部獨立製作電影《媽媽》、1993年完成《北京雜種》，成為國際矚目的新銳導演，也成為電影局的眼中釘。為了進入官方的電影體制，讓未來的作品能順利在中國上映，張元決定將知名小說〈一地雞毛〉改編為電影和電視劇，試圖「入軌」，卻無力與複雜的人事糾葛、荒謬的體制運行周旋，最後電影局一通電話，原先談好的器材廠商紛紛毀約，《一地雞毛》電影就此擱淺，開機七天即被迫停機。
作者寧岱當年負責《一地雞毛》劇組的宣傳工作，受當時獨立紀錄片熱潮影響，投資方另撥出預算，請寧岱記錄《一地雞毛》的拍攝過程，反倒促成紀錄片《停機》的誕生。事件發生後，寧岱第一時間採訪了劇組成員、藝術界好友、師長等人的看法，同時拍攝劇組收到通知後的不甘與憤懣、該停止或繼續、是否更換導演等種種討論，用鏡頭見證一個試圖走進官方體制的獨立電影製作劇組，它的開啟與終結，它對電影界、對個人的影響則一直延續到今天。
繼紀錄片《停機》之後，寧岱再度透過文字梳理中國電影體制的建立與變化、事件發生後劇組的公關應對等，深度探討何以在中國獨立電影、紀錄片蓬勃發展的1990年代初期，《一地雞毛》的停機竟無毫無轉圜的餘地，藉以紀念張元與劇組夥伴們這段捍衛創作自主性、意圖衝破周圍環境束縛的青春：
「我們關注的是人，人的生活狀態、社會的狀態。我們希望能夠保護自己的藝術生命，而不是去學會投機。我們知道什麼是正直、什麼是邪惡，可我們不知道審查官坐在放映廳時是否正好心情愉快？不知道他們的官位穩不穩？他們的上級是不是正在找他們的碴？」
「只要有可能，我們就要轉動攝影機。我們要讓攝影機轉動到最後一刻。因為拍電影已經成為我們自己選擇的一種生存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