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線

中午吃飯時，父親指著報紙頭條問我：「這裡面是不是有你們學生議會的人？」我下意識的搖頭，後來才猛然想起的確有認識的人在起訴名單，更驚訝父親記得比我清楚。父親只是笑笑，沒有多問什麼，話題就此轉到其他地方。

有一瞬間，我很想問問雙親對今日頭條的想法，但我沒有說出口。事實上這半年來，家裡不曾再出現太陽花學運的討論聲音，原因很簡單：我不是善於踩紅線的人，而我溫和的雙親更不是。

盯著頭條，我忽然想起「政治犯」這個名詞，想起「景美國家人權博物館」。

第一法庭，曾是美麗島事件九天大審的地方，軍事法庭則是白色恐怖時期初審嫌疑犯的地方。兩個法庭還原了當時的擺設，牆上掛著許多開庭照片，其中一張很有趣，能夠看到許多熟悉臉孔：青澀臉龐的陳菊、帶著粗框眼鏡昂頭挺胸的呂秀蓮、笑得賊賊的施明德，律師團裡則有清秀的陳水扁和謝長廷。這些當年踩過政治紅線、有過牢獄生活的人，如今都成了政治的一部分。

仁愛樓，是白色恐怖時期的看守所，外牆高聳，一樓入口處有醫務室、會客室、福利部和外役工廠。外役就是以作工代替服牢役的方式，工作內容以洗、染衣為主，看守所多鼓勵犯人服外役，畢竟衛生條件極差，怕人關久了容易生病。再走進去才看到囚禁的隔間，小間可容納3、4人，大間可容納11、12人，有些囚禁室的牆上還有軟墊，防止囚犯想不開而做出危險行動。其實一個人本來好端端的，被關進去反而成為危險的人，這該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問題？想到這裡，我不禁莞爾。

最後一站來到受難者遺書紀念特展，我深深記得展名叫「遲來的愛」，貼切卻殘酷。白色恐怖時期，多數死刑受難者的遺書並沒有被送到家屬手上，遲至90年代甚至近幾年，才在政府的清查下重見天日。展間牆上遺書的作者，有些才二、三十歲，家中有妻小，卻被迫踏上天人永隔的境地，記得第一法庭的導覽內容曾提到，當時的政治犯都以軍法處置且「從重」量刑，很多受害者是冤枉、被刑求逼供而寫了自白書，青春歲月就葬在這監牢中。

遺書，被我遺忘了很久的詞彙，在通訊過度發達的現代，書寫的重量逐漸式微，但在資訊封閉的年代，它是死囚最終情感託付的對象。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無論自己的冤屈是否獲得平反，能否遇見民主的到來，終究要在黑暗的背景下結束此生，會恐懼害怕嗎？許多遺書中含蓄地交代妻子改嫁、兒女好好成人，更多寫下對親人的歉疚，在今日看似已成了多餘的罪過，卻是當年折磨著受難者至刑場前最深的悲嘆。

看著318學運被起訴的119人，就好像那天看著1950年代受難者的姓名，美麗島事件大審的第一天也是3月18日，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是我們出生那年才發生的事，原來所謂的恐怖年代並不遙遠。為了理想踩著紅線的人，值得什麼樣的注視，我無法解答，幸福的當代年輕人終於在318學運裡，體會了上一代歷經的創傷嗎？我們身處的紅線畢竟和前輩不一樣，我深深祈禱著這次苦難不會重演，傷口經不起也不應一再被撒鹽，真相重見天日後值得更深的安息。

在歷史的轉折裡，政治犯犧牲的青春和生命揭示了什麼？我想能作的是，記下歷史國殤，珍惜得來不易的自由，有一天當這個社會再度需要改革，當人權與自由再度受到無理的漠視，願我們成為勇敢捍衛的那一個人。